在一本哲学书里，一位法国学者这样告诫我们，不要读康德，他的书最多十五页就会让你发疯。我得到这个告诫是在大学二年级，正是上天揽得月、下海捉得鳖的年纪，走到哪里自信心就洋溢到哪里，哪里有我弄不明白的书？当即给北京的一位朋友去信：给我弄一套“三批判”来，我要读康德！那口气就像康德是我家二舅。书不久就寄来了，是两本《判断力批判》，黄皮，薄薄的两小本。当天晚上我就在路灯底下“读康德”了。只读了七八页我就把头仰到天上去。我就像路灯下面的飞蛾，只管往灯泡上撞，撞了两三下我的眼睛就黑了，差点昏过去。
后来又壮了几次胆子，有模有样地坐到图书馆里去，还是理不出头绪。无奈之中只好买一本《德国古典美学》，是蒋孔阳先生的大作，这本阐释六位德国哲学家的专著我倒是读完了。这一读我反而死心了。当然，我没有疯掉，因为我终于没有把康德读完十五页。
大学毕业被安排到南京来教书，《判断力批判》一直放在书架上。有康先生坐阵，整个书架就显得很上品位、很有文化的样子。有学生来玩，十分崇敬地问：老师，这么多的书都看过的吧？于是回头看看黄色的书背脊，很有学问地点点头，吱唔说，翻过，翻过的。
突然有一天，一位湖南籍的同事走到我的宿舍，告诉我他要调回故里了。我为他高兴，说了一屋子的好话。后来同事说，这年头办事，没有一点“出手”总不好看。我猜他是借钱，于是放出大话，说，只要我有，说。我的同事没有看我，却把目光移到书架上去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同事耷拉了双眼皮，对我说，“那边”局长的儿子急着想读《判断力批判》，市面上又买不到，只好叫我的同事给他“弄一套”，而父亲那边的事，他已经“包了”。我交替着打量我的同事和我的康德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这不是割我的肉么？我骂了一句，同事只是陪笑。我又骂了一句。我猜得出局长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上天揽得月、下海捉得鳖的年纪，走到哪里自信心洋溢到哪里的死样子。他居然把手从湖南伸到南京的书架上来了。同事怕我不松口，很可怜地望着我，说，这事关系到我的一辈子呢。
我至今没有读完《判断力批判》，很不好意思。我的那两本黄皮书，现在一定插在湖南的某个书架上，它关系到同事的“一辈子”，不能不献出去。这在我是一分遗缺，想起来不免怅然。但是，我到底也没有勇气再去买一套。照直说，我实在是怕了康大人了。我粗知人类的文明史，虽说读不懂康德，但从不敢轻易怀疑这位哲人。他对人类文化所做的贡献，称得上无与伦比，至少，后来的历史文脉说明了这一点。企图逼近并超越大思想，仅靠年轻和自信显然不够。大思想不可企及，它们游移于常人的心智之外，也是常有的。
书架上康德的位置早让别的什么人鸠占了雀巢，但是，只要我的手伸到那儿，总是会想起康德，这种滋味相当不好，就像忘了吃饭就上了床，什么时候醒来都觉得少了一口。康德对我来说，几乎成了一种绝对抽象，然而，他的目光是那样具体、苍茫、孤寂、忧郁，透出一股浩大的悲天悯人。他望着我。康德对我来说，只是一次失败的阅读。然而，阅读的失败有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它提供了一种空间，一种无限的可能与向度，一种尚未活出意思来的意思，它甚至还可能是一次尚未降临的拥抱，只要别太潇洒，别动不动就露出一脸的轻薄相。
